画与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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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之前也常常出现在我的作文里。

从二年级开始,我便在一群三年级的孩子中学这种——基本的铅笔画,那是一段混乱不清的学画史;好像学到了很多素描意识与手法,但又好像没学会什么。

从七年级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便发现了离家仅十五米的周末画室,重新开启了丢手近两年的素描。重新认识它,就像是返乡一样,胆胆怯怯地去见一个生不生熟不熟的老友。

年纪的增长对美术认知力的推动是巨大的。让四年级的我思考半天的简单几何静物,在七年级的我面前显得简单了许多;也正是那时,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幅写生石膏头像。这样的小成就,对于当时没什么素描见识的我,简直是天大的鼓舞。现在从书桌右下角的画袋中抽出那张画,当时的杰作在更富批判力的眼光下有着略现怪异的面部结构与不协调的拙劣光影。可能是因为那一张阿格里巴的独特意义,它幸运地被留在了家中,而其他现在看来提不上筷子的作品,早就找寻不见了。

七年级的暑假,学业还是半忙不忙的那阵子,素描是生活中挺重的一部分。寻张干净的素描纸,四角贴在硬木板上,小刀削好四五支不同质地的铅笔,拖出一本封面满是铅笔灰的进阶素描教程,我能窝在桌前一连忙活三四个小时。感觉用笔渐渐熟练了后,我便壮着胆子寻更复杂的练习:荷马,塞内卡,卡拉卡拉和带帽老人。我在前两幅作品上花费了更多的心血和时间,甚至尝试临摹了头像的背景。我仍能记得那一刻:在那幅海盗塞内卡左下角骄傲地写上名字,日期,与绘画时间——四个小时,那一刻,就像爬完一座山,看到一片景一样,感到四个小时——线稿、细化、阴影、高光、背景——通通没有白费。

我还能记得,一个暑假后,我满是期待地带着两幅画去见画室老师,也能记得她略带惊奇的声音。

后来,八年级,时间就紧了起来。去画室的机会少了,产量也不如以前,可好作品的的确确不少——那是,即使放在现在,也算不错的作品——两张罗马青年,一张米开朗琪罗,一张塔头,一张伏尔泰,一张高尔基,一张新的阿格里巴和不少说不上名字的人物素描。老师曾劝我不要过度注重于琐碎的笔法,去“更粗犷”地绘画以表现出感情——也正是因为这个,九年级唯一的一幅复杂静物透着一丝不羁,背景的近似炭黑的粗笔画法仍有着些狂妄的意味。

清闲的时候,从画夹里抽出这几张画,小心地排成两列。看着那六张画,我忍不住打趣:“我是不是可以写上两本《名人传》了?”

九年级,那便是临近中考了,也就——昧着良心——不怎么去画室了。最后一次在画室,认真定下来画一幅画,已经是整整两年前了,2013年的10月10号。之后,虽然画室很近,我仿佛真的没有去过。

可手中的笔是永远不会停息的。像是被什么所引领,我逐渐走出了画室素描的范畴,开始——画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显得不那么像“正正经经的素描”,或是按我妈妈的话说,“野路子”,我得到的快乐是无尽的。我开始画我喜欢的明星与影视作品,开始赠送素描作为朋友生日礼物,甚至,在十年级接触了一种让我瞠目结舌的表现方式,超真实素描。

这“人体照相机”对于我的素描有着极大的冲击。从那一刻起,素描消耗的时间完全不同了,精细度也远远超出构造形态的光影或是鼻梁轮廓——我开始花上15,20个小时去炮制一幅巴掌大小的作品,开始将笔尖指向发丝,眼角纹路,或是,我最喜爱纠结于的,瞳孔上的多重明暗。

可路还没到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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