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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課給予我的沖擊是巨大的。
Mr.O’Connell是我個人最為喜歡的老師之一。三十多歲，略Chunky的身材，黑色略卷的短發。不拘謹的簡單打扮——一件棉單色襯衫，一條卡其褲，略舊的，被壓扁向內凹陷的棕色休閑鞋——倘若是正裝日，最後一節課上，黑色教師背心下，他的襯衫第一個扣子早就扯開了，綠色條紋領帶也歪到一邊。或許是太熱了吧。
Mr.O’Connell嗓門很大，板書很潦草，幻燈片文字很多，這也是我來SLUH第一天便見識到的。總之，他仿佛也對於這種小細節不太在意，也算是非常隨性的人。上課滔滔不絕，時不時還會——蹦出兩個不太雅觀的俚語——但這樣“滿不在乎”的性格，卻是很能為老師加分的——也難怪，Junior們也都很喜歡他，歷史課上的孩子甚至還偷偷編寫了O’Connell語錄與O’Connellism，聊起他來—— “dirty look”， “Write that quote down,from Logan” 和 “some ‘older’ people”——也是樂趣無窮。
歷史本身便是可以無限擴展的學科，Mr.O’Connell撩起話題便能講起來——他算是拘謹於教學日程的，但聊到有意思的東西，他也不會放過。就拿前幾天的課——肯尼迪遇刺案——他便順手聊起了自己父親對於刺殺的解讀。“我父親是一個Book guy，you know。”
“他非常堅定地認為，副總統Johnson和刺殺有瓜葛。”
Mr.O’Connell很讓人喜歡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能將自己，能將歷史，與我們十六七歲的孩子真正聯系起來。當我們聊到1950年的新新文化，聊到貓王與披頭士的時候，聊到麥當勞的誕生與禁酒運動的時候，這種人與人間不同年代不同年齡的文化聯系便顯得異常深刻。他曾問起我們——你們誰去過朝鮮戰爭紀念館，或是誰是 “Fast food guy”或是 “baseball people”，問起我們有沒有聽說過Heartbreak Hotel的專輯等等。
與Freshmen英語課相反，歷史課常有著一種嚴肅而深刻的討論氛圍——這可能與Junior的成熟有關，或是因為歷史學科本身的深度與思考。幾乎歷史上每一項重大法案，每一個主要歷史事件，Mr. O’Connell都會問起我們的看法——美國參加一戰是不可避免的嗎？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中食言，拒絕攻打古巴，是正確的選擇嗎？艾森豪威爾的Massive Retaliation為什麼沒有奏效？如果你出生在五十年前，那場Woodstock音樂集會你會去嗎？你認為肯尼迪遇刺是一場陰謀嗎？就像是我們常常提倡的一樣，這里的問題都是沒有正確答案的—— “Well said.”是每一個合理答案的評分。
也正是有了這樣自由交流的機會，歷史課顯得格外有內涵——孩子們時刻在表達自己的看法，時刻在表決或是投票，甚至用手機用電腦現場搜索資料，完成在線調查—— “I never expected to be a firm conservative.”身旁的一位Junior在政治傾向調查後，和Mr.O’Connell吐槽說。
不知為何，我同時也能感受到一種歷史課的“人文精神”——首先，主要來自對於Civil Rights的討論，對於人種問題的解讀。相較於英語文學畫面式的影響，歷史的人權討論更傾向於史實與邏輯。在我看來，最為突出的表現，是對於三個課題的認知：Ku Klux Klan（三K黨）的兩次全國性種族主義運動，“優生學”與“百分百美國人主義”的討論，兩次世界大戰後的非裔美國人、亞裔、西班牙裔的生活變化。
一戰歸來的黑人士兵信心滿滿地，準備迎接社會的認可與歡呼，迎接更完整的人權的時候，等來的卻是Red Summer這樣的人種慘劇——那一刻，人種問題給了我新的創傷。
這種“人文精神”在“愛國”這個話題上也有很深的體現。我還記得Mr. O’Connell提起珍珠港事件後美國人的心理時，突然問起：
“你們有去過珍珠港的亞利桑那號沈船遺址嗎？”
“腳下是那艘戰列艦，那一刻所有人都沈默了吧。”
“我仍能記得，那一刻的肅穆。”
說完，他冥想了幾秒，跨入下一個話題。
簡單來說，歷史任務很重：要讀的很多——還記得，那一個下午，一動不動讀完八十頁資料；要寫的很多——還記得，那一天晚上五個小時，拼著命寫完九面紙的論文——可我卻能對此“滿不在乎”地說——沒事兒，我照樣喜歡歷史課。我想，原因也很明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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